第二章 霸凌
一
我出生在川南一个小山村,家里有两个哥哥。但我的排行其实是老五,在我们三兄妹之前,还有一个大姐和二哥。
大姐是5岁多去世的,死因是下雨天去放猪,被猪拱到河里淹死的。
二哥是一岁多夭折的,据说他命格很好,做官能到省里那种。可惜养到一岁多都不会走路不会坐,我们老家叫“耙er”,用现在的医学名词应该就是脑瘫的意思。
算命先生说“你们两口子载不住这么好命的娃”,不仅如此,据说那两年家里特别不顺,养人死人养猪死猪。
当两个孩子在一年内相继去世后,父亲找风水师挪了奶奶的坟,然后生了我们仨,才存活了下来。
这之后,父亲又偷偷跟那个风水先生学起了“阴阳”。那是文革后期,正是除四旧的时候,所有封建迷信都不得见天日,所以父亲学风水的时候没有书籍,靠每天生产队下工后,老师来家里口述教学。
父亲需要背完六十甲子十二时辰后,师父才教下一步。
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们家因为父亲的这项手艺享受了不少福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过年,新鲜猪肉可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的,但我们家却时常有人提着新鲜猪肉上门,都是请父亲帮忙测算黄道吉日的。除此外,农忙时也经常有邻居过来帮忙耕种。
二
父亲是个孤儿,1岁就遇上新中国解放,爷爷是地主,害怕被批斗逃去了台湾。爷爷逃走后,奶奶上吊自杀了。
父亲被抱养到同村一户同姓人家,那家人没有孩子。不过,他们也没有因此更爱护父亲。据说,父亲上小学都要自己上山砍柴挣学费,有一次被柴压破了半边脑袋,血流不止,而回到家里,他的养父母偷偷煮红薯吃也不给他留。
父亲小学毕业成绩优异,是乡里前三,但是因为地主成分不能去读书。
后来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父亲和邻居一位体格高大能干的阿姨情投意合,但又因为地主成分,对方家长死活不同意姑娘嫁给父亲。
于是,那位阿姨怀着遗憾远嫁到城郊一个腿有点瘸的叔叔。而父亲则通过媒人牵线,认识了20里外一个坝子出生的母亲。
母亲骨骼娇小,劳力不好,父亲很不喜欢。而我们家全是山地非常不好种,母亲也不喜欢,但耐不住父母之命,外公看中父亲聪明,强迫母亲嫁了。
父亲喜欢的女人,要么体力好,要么贤惠会处事,可惜这两样母亲都不具备。
不但如此,母亲还体弱多病。记忆中,每年暑假母亲都是躺在床上,基本没法下地干活。
从心理上,母亲也非常厌恶农村的一切,包括农活与家务。
记得有一次,父亲生日,有几位邻居来给父亲过生日,但母亲厌烦做饭直接上山采茶叶去了。最后这场“宴席”是客人家属完成的。
父亲是男权思想和作风。除了喂猪,做饭洗衣服收拾卫生等家务活,印象中他没做过。
大概因为自己的缺憾,父亲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把孩子们送出去。跳出农门,结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所以,从两个哥哥上学开始,父亲就会在春节和老师生日时提上烟酒糖果去老师家拜访,当然,哥哥们成绩也好,老师也喜欢。
到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同一个班主任,我成绩也好,但因为我长的土也没有漂亮衣服穿,所以,轮到班上漂亮女生值日时,就自动变成了我。除此外,还会在小考时,因为我晚交卷几分钟,就拎着我耳朵上讲台体罚,责骂我“不要以为成绩好就了不起”。
如果要说校园霸凌,这应该算第一次。
第二次是上初中第一学期,在县郊的一个学校。学校离家40里地,交通方式是纯走路,或者走路+坐船+坐车,我们每周回家一次,拿生活费。
这个学校我只上了一学期。在这儿,我又经历了一次校园霸凌。原因是宿舍有人丢钱了,室友们默认是我干的,因为我穿着土气,不像是能吃得起零食的人,哪怕一包辣条。
这件事后来查清楚了,不久后也放假了。而我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停学一年,没有再回到这个学校。
第三次是我初中的第二个学校。我是插班生,开始去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有一次,到了上课时间,几位街上的同学还围在我座位上,我就跑去告诉了班主任。这个事情的后续就是下一节课间,我被他们叫到了阳台,威胁我“下次再敢告诉老师,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这之后的整个学期,基本没有同学和我玩。
而且,我还会被坐在后座的几位男生嘲笑,因为到了青春期,胸部已经开始发育了,可我只能穿着宽大的背心与城里堂嫂给的大人衣服。
直到第二学期后,本地同学们见我没有再“惹事”,这种情况才逐渐好起来。
三
这些事情,跟近年热点的校园霸凌事件对比,确实不算什么,但放在个体身上应该也不算小事。奇怪的是,除非刻意回忆,我根本记不起这些场景。
直到我想起另外一些事,我找到了原因。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回到了家里。迎来了关于我的第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
是的,中考成绩没有达到父亲约定的中师线,只是会考达到了普高线。
于是,那个傍晚,家里成员有了以下的对话:
父亲:我们今天来开个家庭会议,关于老五是否读书的问题,大家投票表决。
老四:我的意见是不读,你看我和三哥读了也没工作。
老三:我是觉得读也可以,不读也行,不读的话就去学个美容美发手艺啥的。
母亲:我听你们的,反正我也不挣钱。
父亲(总结发言):好,那我的意见也是不读。这样的话,我们的投票结果就是3:1,那就不读了。
在这个会议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
在这个会议结束后,我开始了疯狂的自杀。吃安眠药,上吊,跳水。
自杀的原因,我想了下,并不是不能上学本身。
是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川南的农村,每家每户都要养猪,是一个家庭一年的肉食来源,也是生财的工具。所以,小孩们统一的工作是割猪草。
当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会说“你哥要写作业,你去割猪草。”
当我上了小学时,父亲说“你哥上初中,作业比你多,你去割猪草。”
等我上初中时,父亲说“你哥上高中,作业比你多,你去割猪草”。
说起来,其实父亲是那个时期村子里的创业代表,土地包产但户后就开了相邻两村唯一的私营粮食加工作坊,这在整个八九十年代,让他和他的创业伙伴,经济水平遥遥领先,村里老师工资只有50元时,父亲和他的合作伙伴每家都能分到每月200-300元。
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修平房花光了所有存款,以及农村家用小型打米机的普及,加工坊收入也日渐收缩,我们家不再是万元户的风光时期,于是我轮到开学的时候,父亲说“你低年级,你的学费先欠一下,哥哥们高年纪更重要,先交他们的。”
初中读完第一学期的时候,父亲说“你两个哥上高中,家里供不起了,你先停一年。”
这种政策给我带来的处境并不是不能上学本身,而是家里年长的孩子也会学着像父母那样对我。
在我生长的村子里,普遍会叮嘱女孩们不能下河洗澡,类似于今天的隐私教育。
我家门口有一条河面较宽的河流,夏天的时候,男孩们就会聚集在深水的地方游泳。我从来没有下过那个“泳池”,但我实在好奇,于是10岁那年的夏天,我约了邻居小伙伴在家侧边一条有树林掩护的浅浅的溪流试了下。很凉快。
第二天,一起洗澡的小伙伴偷偷告诉了我小哥,于是,那个暑假我因为这个把柄帮小哥干了一个暑假的活。到开学的时候,他又把事情告诉了父母,一顿皮肉之苦也没省。
如果要说霸凌,这才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霸凌。
四
我成年后所有桔类最爱吃碰柑。其实,这是源于小时候的饮食记忆。
小时候,我们家有几棵桔子树,我们叫“红泡柑”,红泡柑是一种高大的树干上长出的,皮薄,带些壤,果肉甜的橘类。
由于树大,还长刺,我爬不上去。于是,父母出门的时刻,大哥小哥说“妹妹,你帮我们看着大人,我们上去摘,一会儿下来给你吃大个的。”
是的,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这也是生财的来源之一。并不是可以随便吃的。
于是,在两个哥坐在桔子树顶端吃够了又大又红的红泡柑后,我也可以收获两三个青黄拼接的小果实。
这在我成长的村子里,不足为奇事。大孩子用年龄优势带来的智商差异,体力悬殊欺负愚弄年纪较小的弟妹。
五
一九九年的夏天,我的自杀事件失败后,我被送往市里读中专。出发前,父亲对我说“你要记住,人各有命,你这辈子,不要和你哥哥们比。”
我记住了。并在中专毕业后坚定的离开四川,10多年的时间里,做过工厂流水线女工,火锅店、餐厅服务员,办公室文员,期间很少回家。
直到2012年,大哥婚礼。我那时候工作也比较顺利,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商户策划。
我“衣锦还乡”,我和父亲坐在大哥婚礼酒店的顶楼喝茶。聊我这些年在外的经历,聊老家的人情世故。
“你啊,以后找对象就不要以你哥哥们为标准了,人各有命。”耳边突然飘进这个熟悉的话语,我转身离开了茶室,回到了房间。
父亲73岁去世的,“人各有命”这话,他对我说到了70岁。
父亲去世后,我创业的门店也因为不可抗力原因,整个团队解散,我也变成了负债人。
再次陷入抑郁状态,母亲说来看我,她在大理待了一个暑假。
我们聊天最多的内容是:
我:我最近工作还可以。
母亲:对,你就打工的命,叫你不要开店你要开,非不听,亏了吧。
我:客人说我服务不错。
母亲:对,你就伺候人的命,你看你从小多笨,你哥多聪明,干同样的事情,你哥都买别墅了,你看你!拖了一家人的后腿,丢人现眼的!
我第一次意识到,父母的婚姻也并不是完全三观不合,起码,在送儿子进城和认为我是一坨垃圾这点上,他们是拥有高度共识的。
父亲去世两年了。他的葬礼上有一场女儿专属的哭戏,在那场剧情里,我说的是“如果有来生,让我做你的母亲,让你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长大。如果不能,那请让我做你的妻子,在你劳作归家时为你脱下泥泞的衣裳,递上一杯热茶,或者暖汤。”
是的,这个给我生命的男人,作为晚辈,我敬重他,作为女性,我心疼他,但不得不承认,他对我霸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