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上路，“伦理”、“智能”打起来了！

这几天，百度在武汉推出的“萝卜快跑”智能无人驾驶车有点炸锅的感觉，才投放上路几百辆，已经惹得武汉的网约车、出租车行业纷纷叫苦抱怨，甚至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对智能无人车是否要替代网约车出租车的网络大争论甚至“大讨伐”。直观的感觉，伦理派似乎暂时占上风。

网上伦理派的声音很高调：人家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们挣钱容易吗？辛辛苦苦下来，一个月那点钱还不一定保证能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萝卜快跑凑什么热闹呢？你这不是要把人家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的这点活命钱抢走吗？司机们的收入可能面临大幅减少甚至被迫停运的命运。你们还讲不讲一点道德？讲不讲一点人性？如此扩张下去，全国网约车出租车行业面临垮塌，所有司机都面临失业或大幅减薪的巨大风险。

然而，百度的萝卜快跑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今年在武汉算正式上路，且得到官方认可。这互联网大佬到底要干什么？政府为什么要明确支持这种对广大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及行业构成重大“威胁”的事？

萝卜快跑当然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以一种天然“负罪”的方式登场出世的。

它感到很冤枉，因为它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竞争过程中最早在应用场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的项目，是为国争了光的，更是为广大民众乘车的便捷性和经济性做出贡献的，看一看武汉这些天来数以百万计的订单量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何罪之有？

想一想当年蒸汽机革命时代，珍妮纺织机遭到手工纺织业工人的打砸，也就很好理解当下武汉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们的心情了。毕竟萝卜快跑这阵势，估计未来用不了多久就可能让很多司机大幅降低收入，甚至失去工作，放在谁身上能承受得了？

然而，我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事实是，萝卜快跑不是偶发性的一个个案，不是百度一个互联网企业的独家抉择，它的背后，是国家智能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战略，是中国在全球智能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推出的一次智能化场景应用的重要试验。这意味着，萝卜快跑或者类似萝卜快跑这样的智能化应用项目，它的上马完全是国家政策导向，是国家产业智能化发展的大趋势。

纵然和伦理发生剧烈碰撞，纵然在启动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市场和社会层面的强烈反应、抵触甚至反抗，但它不可能走回头路。

对网约车出租车行业和广大司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考验。

他们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是，选择对立还是选择接受。我的研判是，对立的结果是没有结果，而接受的结果有可能重现希望。

我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偏袒“智能”，怠慢“伦理”，因为自全球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几乎每一次大的科技创新成功后，伴随旧的工业生产模式的被淘汰出局，其过程无不发生过剧烈的新旧摩擦和对抗，最后代表科技创新方向的新型生产方式都能成为主流方式。

注意，我说的是“主流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这就是说，这次的萝卜快跑智能无人车的上路，现在刚刚起步，将来最多也就是成为“主流方式”，而不可能完全替代网约车和出租车。

也可以说，任何一次对撞，都是“伦理”和“新科技”（这次是“智能化”）的大融合，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谁把谁完全消灭，谁把谁完全吞并，谁把谁完全打倒。

例如，当网购兴起的时候，传统的实体门店业务受到很大影响，不少门店被迫关闭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门店在网购巨浪中顽强生存下来了，因为它们的特征是网购无法取代的。而网购的出现又大大催生了一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例如外卖业务、电摩产业以及其他关联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再如，当网络新媒体、自媒体大量出现后，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很多传统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等都大幅下滑。尽管如此，传统媒体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们通过融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改革，在激烈的竞争中探寻适应形势的发展道路。目前，传统媒体仍然保有一定的、刚性的市场需求。

智能自动驾驶无人车同样如此。它有它的优势，甚至从综合运营的视角看，它可能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但它无论如何无法替代网约车出租车自身的那些优势，未来它们之间的发展前景只是占比问题，只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无人车必然会对固有的网约车出租车市场份额造成相当程度的挤占，后者占比缩减甚至较大幅度缩减的情况出现是大概率事态。

这意味着，现在依赖网约车出租车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司机以及行业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退出这个行业的情况。

也许这就是时代变革的必然代价，谁也不愿意撞到这种代价中去，但普通民众极少有人会提前预测到这种时代变革的来临，从而主动躲过这种时代变革引发的个体代价。

面对这种时代变革，发出“伦理”层面的抗争或抗议，短期内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社会流量的反响和支持，但无法改变时代的科技创新大趋势。这次的科技创新底色是智能化，它是人类第四次工业科技革命的主导方向。

有一个词，叫“顺势而为”。当传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无法抵御科技创新下的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时候，这个词是用得上的。比如这次智能无人车上路，估计很快会在全国很多城市出现，这是一种趋势。广大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或行业工作人员若能根据这种趋势以及自身的条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做出一种或留或变或走的适应性或顺应性的安排，应该会有一种更加主动的、比较稳健可靠的人生前景。

我想强调一点，面对如此剧烈的行业产业改变，一个城市的政府应该提前推出相应的可落地的政策举措，最大限度降低这种剧烈改变在短期内带给行业的震荡和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原有就业者的生活和新就业前景应有相应的配套安排，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基本职责。

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个萝卜快跑又算得了什么呢？君不见，作为美国智能革命的领军者之一的马斯克早就预测过了，将来在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类历史上那些流水作业的、单纯人力劳动方式的工作，大概不低于80%都要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萝卜快跑上路，只不过是中国在日常民生生活领域的一次智能化的场景应用实践而已，未来更多的、更大规模的智能化替代都将发生。

人们最容易对这种趋势发出的疑问是：如此大规模的智能替代人类工作的事发生，人类将失去大量就业机会，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最基本的赚钱的机会？当人类大量失去工作和赚钱机会，他们如何养活自己和家人？

这个问题看上去很难回答，也正是人们对当下处在热浪中的人工智能和智能化发展发出质疑的关键一问。

其实，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上升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的高度才能做到。当智能化时代来临的时候，当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大部分工作的时候，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会极大地提升，这意味着，在智能化时代，人类已经不需要按照现在的一周五天工作制、一日八小时工作制来安排生产和服务工作了，人类每周可能只需要工作四天、三天、两天甚至一天就可以了，或者每天只需要五小时、三小时甚至一小时工作就足可以创造出现在每周五天工作或每日八小时工作条件下的产能和经济效益。

那个时候，人类真正实现了从繁重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人类可以拿出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布局更高层级的精神性文化性生活。

相应地，由于人类依托智能化产生出更高的经济效益，自然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回报。从哪里获得？从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系统中获得，第一次分配是通过个人就业岗位，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财政体系，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公共公益福利体系。与当今时代相比，智能化时代对每一个人的分配都更接近全社会化的公平合理，既有多劳多得的差异化，又有基本社会保障的均衡化。总体看，智能化时代人类个体的工作时间大幅缩短，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个人所得也能够显著上升。

让我来做一个假设：这次武汉萝卜快跑智能无人车出现在智能化时代，当它对传统网约车出租车司机造成就业压力时，从就业岗位这个基础分配系统看，司机们面临失业，但他们可以通过转行或在无人车系统内找到相关的新就业岗位，从而维持他们的基本收入；同时，他们在重新就业方面会受到政府的协助，也会通过政府财政分配体系获得必要的失业补偿，并通过社会公共公益福利体系获得合理的救济性生活费。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假设的是智能化时代，那个时候，无论人工在做什么工作，都不会有每天八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情况存在，工作时间比较短，工作品质因智能化原因比较高，因而从三次分配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更多，足可以对自己、对家庭生活形成宽裕型的保障。

可见，真正的智能化时代不仅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方面，而且也必然同时表现在人的经济收益的大幅增加、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方面。由于目前我们的社会从整体上看尚未迈入智能化时代，我们的劳动制度、报酬制度等方面还无法充分体现智能化时代的优势，因此，当萝卜快跑智能无人车上路的时候，当它对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的就业和收入造成明显压力的时候，我们还无法直接按照智能化时代的三次分配方式化解当前的困局，因此出现“伦理”和“智能”的摩擦和对抗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如何务实性地化解武汉发生的萝卜快跑与网约车出租车行业的矛盾冲突？关键是当地政府应做好必要的协调工作，既然在政策上允许萝卜快跑这种智能无人车上路，同时也应该对网约车出租车行业必然出现的困局做好系统性的补救政策安排，不能放任不管，导致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对立局面，甚至出现两败俱伤的不良后果。

总之，萝卜快跑来了，智能化时代也在到来，我们当然要积极迎接这个人类第四次工业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但一定要有足够的智慧和策略，就智能化时代到来对传统产业造成的各类冲击做好各种应对的预案，包括化解各类“伦理”困局的预案，从而让智能化真正为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做好更高品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