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GDP、房产税与“反脆弱”

深圳前三季度GDP增幅不理想，房地产市场冰冻，房产税又要来了，总部在深圳的几家房企恒大、花样年、佳兆业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怎么了，怎么办？

1

深圳前三季度GDP增幅7.1%，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个成绩失色不少。广州前三季度表现出色，GDP增幅达到9.9%，深广GDP差距缩小到1760亿元（深圳最多时超过广州3000亿元）。前三季度，珠三角城市的经济表现大都不错，东莞增9.1%，惠州增12%，佛山增11.4%。中国十大经济强市中，深圳增幅垫底。

大湾区经济的领头羊深圳怎么了？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看到了巴尔扎克写的高老头的故事：“高老头最早是做面条起家的，后来通过生产意大利面食和做谷物贸易而逐渐发迹。他对面粉质量的鉴别独具慧眼，拥有完美的面食生产技术，擅长分销网络和仓库的布局，使他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产品送到合适的地点。创办企业致富后，他才卖掉企业中的股份，转而投资更为安全的资产：无限期支付利息的永续政府债券。”高老头投资的资产，让他两个女儿挤入巴黎上流社会。巴尔扎克写的另一个人物赛查·皮罗托是很多美容产品的发明家，退休时投资房地产获得3倍以上增值，但最终却走向毁灭。

深圳的GDP和巴尔扎克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2

看起来驴头不对马嘴，但却都佐证了《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作者的观点。托马斯·皮凯蒂分析了收入的两种形态，即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而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是趋势。当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到资本手中，导致不平等，民粹主义等，马克思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资本/收入比一般在5-6之间波动，而一、二次世界大战，一些政治运动，都会大幅降低资本收益。

以这种观点来看深圳，会发现独特的东西。

深圳原本是一个依靠劳动收入致富的典型，八十年代在全国率先的劳动合同制、绩效工资制等，都解放了劳动者，并大大提高了劳动收入。托马斯·皮凯蒂等很多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识，由全球化带来的知识的扩散，以及在培训技能、研发上的资金投入，都能够大幅提高劳动收入。深圳从赚加工制造的钱，进化到凭借高科技赚钱，的确是劳动致富的正面榜样。然而，“不知不觉”间，深圳也变成了资本致富的典型——以房价大幅上涨，带来的炒房热为特征，在2020年的疫情中达到了高潮。

对今年前三季度北上广深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深圳表现不佳的是两个指标：

1.一是工业增速比较大的优势下降了，特别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仅4.8%，大幅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将这个数字扩展为近两年，结论同样如此。深圳市统计局的总结中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两年平均增长3.2%。”

2.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

深圳市统计局的总结是：“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2%，比2019年同期增长5.7%，两年平均增长2.8%。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同比下降17.8%。”而广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8%，两年平均增长12.8%。

工业增速下降，是劳动致富能力的下降。原因很明显，是深圳制造业连年外迁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足，也与此有关。深圳以民营经济为主，制造业更是民营经济的天下，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看民营企业的意愿。从十年前开始，企业外迁从过去的三来一补发展到科技类企业，房价的连年大涨，加剧了这一进程。有的是被高房（地）价赶走了的，有的是被高房（地）价吸引而不务正业的，还有的是因为员工买不起房而军心涣散的，这共同导致了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绞杀。

这两个关键的指标，表明了深圳劳动收入的下降，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同时，通过资产增值带来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深圳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下降（17.8%），深圳二手房交易量也急剧下降，供应和销售都出现了问题。

深圳二手房成交量，从往年旺季时期每月成交上万套，萎缩到现在一个月不到两千套。毫无疑问，这是深圳GDP增速疲弱的原因之一。个人房产的流动性停滞了，开发商的投资也下降了，经济增长自然受影响。在中国，没有一个经济发达城市敢说离开房地产还能保住GDP。

然而，深圳正在面临一个矛盾。在调控房地产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增长，更深一层，则是通过挤压资产泡沫，降低资产过高收益，以利于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

因而，深圳今年年初做了两件事。一是出台指导参考价（与银行按揭挂钩），二是把深房理抓起来。包括深圳房地产界内的很多人，都拥护对深圳房地产的科学调控。为了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把房价压下来（严厉调控+增加供应），由于供需矛盾过大，不用参考价这样极端的手段，不但不能压住房价，反而促使其反弹；但手段严厉到牺牲了一个行业，又会对GDP造成一时的影响。

深圳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矛盾。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因深圳GDP增长乏力，较高的豪宅线调低，刺激了二手房的交易，导致2019年底开始房价再次上涨，疫情释放的流动性只不过加剧了这一进程而已。

但是，一紧一松的玩法，现在的大环境不大允许了，要保住深圳的竞争力，必须把过高的房价抑制住。在“共同富裕”的叙事下，房产税，以及“合理调节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将对靠资本赚钱进行调节、管控，从蚂蚁金服到恒大，从互联网到房地产的整顿，靠高负债发展的房地产巨头被限制，陷入困境，这些政策和行动都呼应、支持了深圳对房价的坚决抑制。可能正如《21世纪资本论》所论及的，资本收入过高不利于劳动收入的增长，特别是不利于知识经济和科技能力的增长。

3

现在到了一个范式转换的年代。

1. 过去通过做大蛋糕来分蛋糕行不通了，或者不是唯一的方式了。房地产就是这样，涨价能解决一切问题，地价、负债再高，只要能搞出更高、更多，明天就会更好。

2. 巨头们要把现在要把蛋糕中不合理的部分、泡沫的部分挤掉、拿走。这个巨头，即包括马云、马化腾、王兴等互联网通过用户资源的垄断，也包括恒大这样对金融资金的贪婪占有，同样包括深圳等地的炒房客的贪婪。前两天面试了一个员工。她在一家豪宅销售顾问公司工作，去年经手成交了半3和2玺的大房子，最高的达到30万。《21世纪资本论》提到了李嘉图的土地稀缺性理论，深圳的个别占据稀缺性资源的资产的高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支撑，但如果是因为资本的任性，且起到领头带动炒家的行为，这恐怕正是房产税所要精确打击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深圳，就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过去房价上涨过快、过猛，导致“深圳女孩”热衷搞钱，通过炒房——不但炒豪宅，也炒刚需房，炒违法的小产权房，我们就离原来那个依靠劳动和知识赚钱的深圳越来越远了。

当然这绝不是深圳的全部，深圳的主流仍然是健康有为的民营经济。10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任平的整版文章《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篇重要的文章提到，从我国发展实践看，企业在创新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深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创新高地，其背后的奥秘就在‘6个90%’，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深圳是中国新的经济范式的示范，它正在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房价过度上涨造成了发展的困扰；深圳企业的优秀代表华为、中兴通讯遭受美国的打压；因疫情使香港与深圳关口的封闭，都对深圳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很奇怪地都凑到了一起，导致了深圳GDP增幅的乏力。

在遗憾和危机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若干希望：

1. 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的融合。深圳因香港而生，香港向北，双城融合，虽然这不是一时一日之功，但这个趋势能够给深圳带来长期的利好。

2.深圳在教育上的大投资。可喜地看到，深圳前三季度，GDP增速虽缓，但教育投资大幅增加：34.4%，不但大大高于其他投资，还高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28.2%。

某种程度上看，深圳就像华为一样，在遇到巨大困难时的反脆弱力。华为遭遇困难，迅速进行业务转型，开发鸿蒙系统，进入智能汽车领域，用5G改造煤矿……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还写过一本《反脆弱》，他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需要具备反脆弱的能力：“风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从冲击中受益，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从随机事件中获得有利结果。你要成为火，渴望得到风的吹拂。”

4

最后，用塔勒布的观点来看房产税，我们很可能高估了最近的危险，却低估了未来的影响。很多人担心房产税对楼市的冲击，但它也许是件好事。

首先，房产税不可能太狠。加税这件事，历朝历代都很慎重，试点5年后才可能全面推出，已见端倪。深圳均价6万元，大部分商品房总价500万以上，1000万以上的也有很大比例。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是炒房得来的。因为，很多人过去只买了一套房，而当年的房价并不太高，从100万到500万，完全是被市场抬上去的，而不是业主自己炒上去的。房价翻了几倍，但住在房子里的人的薪资并没有这么高的涨幅，甚至只有很低的增长。如果这种房子收税，无疑就直接降低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这不可能是房产税的初衷。

其次，房产税的出台，对土地拍卖“价高者得”的方式形成制约。而这将不再大幅抬高房价预期。

更重要的是，房产税的出台，从道理上来看，那些行政性的调控手段就应该退出了，特别是一旦对房价造成明显打压的情况下。

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变化。当然，很多人看到恒大、花样年、阳光城、佳兆业、富力等开发商的情况，就轻易得出房地产不行了的悲观认知。但是，开发商的苦日子，未必就是行业的苦日子，更不一定是业主、购房者的苦日子。许家印就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通过高负债炒房的人，这样的人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或改邪归正了，当然不是坏事。